“你再生，要生出来儿子我就给你。”她对姐姐说，又把脸转向我，“看你们谁有本抢先生出儿子。迟早是你们的。”
“你说得没错，不是给你的，是给我重外孙子的。”她又谨慎翼翼地裹起来，“你们如果都生了儿子，就把这个锁回回炉，做两个小的，一人一个。”
“和‘人家’过了三年，哪年都没空肚子，前两个都是四六风。可惜的，都是男孩儿呢。刚生下来的时候还好好儿的，都是在第六天头上死了，如果早晓得把剪刀在火上烤烤再剪脐带就中，哪儿会只剩下你爸爸一小我？”
“八路军过来的时候，‘人家’上了扫盲班，学认字。‘人家’脑筋灵，学得快……不过，世上的事谁说得准呢？如果笨点儿，说不定也不会跟着步队走，现在还能活着呢。”
“卖了，换了二十斤黄豆。”
她生爸爸的时候，娘家人给她庆满月送的银锁，每一把都有三两重，一尺长，都佩着繁烦琐琐的银铃和胖胖的小银人儿。她说本来一共有七把，破“四旧”时，被抢走了四把，就只剩下了三把，厥后大哥和二哥生孩子，生的都是儿子，她就一家给了一把。姐姐生的是女儿，她就没给。
说得鼓起，她就会翻开樟木箱子，给姐姐看她新婚时的红棉裤。隔着几十年的工夫，棉裤的色彩仍然很素净。大红底儿上起着淡蓝色的小花，既喜气，又沉寂。另有她的金饰。“文革”时被破“四旧”的人抢走了很多，不过她还是偷偷地保存了一些。她翻开一层层的红布包，给姐姐看：两支长长的凤头银钗，因为光阴长远，银都暗淡了。她说本来另有一对雕龙画凤的银镯子，三年困难期间，她呼应国度号令向灾区捐募物质，狠狠心把那对镯子捐了。厥后发明戴在了一名村干部的女儿手上。
“‘人家’话未几。”
“我比‘人家’大三岁。女大三，抱金砖。”她说，她总用“人家”这个词来代指祖父。“我过门未几时，就乱了，煤窑厂子都关了，你太爷爷就回家闲了，家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。啥金砖？银砖也没抱上，抱的都是土坷垃。”
“一共有二十抬呢。”她说。当时候的嫁奁是论“抬”的。小件的两小我抬一样，大件的四小我抬一样。能有二十抬，确切很有范围。
偶尔，她也会跟姐姐聊起祖父。
“人家”打徐州的时候，她去看他，要过黄河，黄河上的桥散了，只剩下了个铁架子。白日不敢过，只能早晨过。她就带着爸爸，一步一步地踩过了那条冗长的铁架子，过了黄河。
“就见过一面，连‘人家’的脸都没敢看清，就嫁给‘人家’了。当时候嫁人，谁不是晕着头嫁呢？”
嫁过来的时候，因为晓得婆家这边不如娘家，怕女人刻苦，她的嫁奁就格外丰富：带镜子和小抽屉的脸盆架，雕花的衣架，红漆四屉的金饰盒，一张八仙桌，一对太师椅，两个带鞋柜的大樟木箱子，八床缎子面棉被……另有那张水曲柳的黄漆木床。
“玉轮可白。就是黄河水在脚底下，哗啦啦地吓人。”
“那镯子呢？”
厥后，“人家”从戎走了。
“老日开端不杀人的。进屋见了咱家供的菩萨，就赶快跪下叩首。瞥见小孩子还给糖吃，厥后就不中了，见人就杀。还把周岁大的孩子挑到刺刀尖儿上耍，那哪还能叫人？”
“得了吧。我不要。”我道，“明晓得我最小，结婚最晚。底子就是不用心给我。”
老日来的时候，她的脸上都是抹着锅黑的。